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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网 发布时间：2009年8月26日下午1点07分王正国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第四研究室研究员，1935年12月生，1953年11月入党。他献身科学，勇攀高峰，为我国野战外科和创伤医学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1990年被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获首批军内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2000年获“九五”重大科技成果奖。
抢占军事医学制高点
1998年5月在世界军事医学最高奖狄贝克奖授奖仪式上，面对他——这位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狄贝克先生说：我们承认为人类和平和战伤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每一个国度里的军人。
是的，40多年来， 这个人以其睿智和坚毅，不断地跟进世界军事医学的最新发展，使我国的冲击伤研究、创伤弹道学以及交通事故伤研究接连跃居世界先进水平。1999年3月，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通令，给他荣记一等功。
这个在军事医学领域攀登高峰的人，就是我国著名野战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研究员王正国。
美国“冲击伤之父”里奇蒙德在他的论文上写下了“世界第一”的评语
100多年前，人类发现了铀。50多年后，它便被用来制造成了原子弹。随着1945年8月广岛、长崎上空的巨大轰鸣声，“冲击伤”这个名字与原子弹爆炸一同产生了。
20世纪60年代，全球进入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竞相以核武器作为威慑对方的重要手段，同时对防原医学的研究也进入了高潮。美国的冲击伤研究在里奇蒙德的领导下，已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而此时的中国才刚刚掌握了原子弹，科学家们对原子弹的杀伤威力和深层的致病机理也仅仅有一个模糊的认识。
1970年，在烧伤和放射复合伤研究领域已小有名气的王正国，被安排负责冲击波损伤研究这一课题。然而，王正国的一些同事劝他：“老王，你不要搞这个研究。冲击伤是重伤治不了，轻伤不用治，没什么研究价值。你去搞这个，是出力不讨好。”而王正国却认定了一条最简单的道理：世上万物原本是一物降一物，既有此伤此病，就一定能找到相应的治疗办法。泱泱中华，这么大一支军队，在冲击伤研究领域怎么能留下空白？
从一开始，王正国就把目标定在了和世界先进水平抗衡的水准上。没有像样的仪器，没有足够的资金，可借鉴的资料也很少。面对现实，王正国知难而上，8次出没核爆区，收集第一手资料，反复对冲击波的杀伤效应、量效关系、安全标准进行考察和试验。他利用外出学习和出国考察的机会，观察各种爆炸物的伤害现象。他还在地震的瓦砾废墟中，在燃烧的阵地上，探求冲击伤发生的规律和机理。
在王正国研究之前，对肺部冲击伤，许多人认为是不能输液的，否则将会因“肺水肿”导致死亡。然而王正国却首次在世界上创造了“监视条件下充分输液”的方法，降低了重症冲击伤病人的死亡率。
1984年，王正国带领野战外科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通力合作，经过3年刻苦攻关，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生物激波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它和以后又相继研制成功的中小型生物激波管组成了一个生物激波管系列，可以模拟任何条件下、任何当量级的爆炸物所产生的冲击波。这在世界上仅有两家，而另外一家美国所模拟出来的爆炸波只有正压，没有负压，在一定程序上就失真了。美国人没有做到的，中国人做到了。
1988年，美国“冲击伤之父”里奇蒙德来到中国。他曾在美国军事教科书中引用的中国冲击伤研究成果中见到过王正国这个名字。当他踏上大洋彼岸，对眼前这个比他小10多岁的同行似乎并无多少感觉。但当他以专家的眼光审视中国的激波管，看到王正国1983年就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冲击伤致伤机理和防治措施的专著《冲击伤》时，他惊呆了。敬慕使他和王正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年后，王正国要到美国开会，特意给里奇蒙德打电话，请他帮助订一家便宜的旅馆。在机场接到王正国后，里奇蒙德说：“宾馆找好了，五星级的。”然后车子就直接开到了里奇蒙德家里。在轻松欢快的家庭宴会后，里奇蒙德在王正国“论述冲击波负压对人体伤害”的论文上写下了“世界第一”四个字。
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里始终走在最前列，是他一生的追求
王正国家里挂着一张照片：几匹骏马奔驰在草原上，马后尘土飞扬。上面写着：“如果你不能制造灰尘，你就要吃灰尘。”意思很明了：那就是干什么事都要跑在最前面，落后就要挨打。先进的生产力首先要体现在先进的科学技术上。在科技领域领先，这正是王正国一生的追求。
改革开放初期，世界的大门打开了，有眼光的科学家已经看到，中国军事医学研究这只航船，只有放到世界军事医学的浩瀚海洋中去遨游，才能真正扬起强劲的风帆。然而，1978年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向中国发出邀请，有关方面礼貌地谢绝了。原因很简单：中国尚无这方面的研究。
这件事对王正国刺激很大。他深知“创伤弹道学”是研究子弹和其他投射物击中人体后的运动规律和致伤原理的一门医工结合的交叉学科，是指导火器伤救治的理论基础。王正国深感焦虑，他立即向组织汇报，并迅速成立了研究班子，和刘荫秋、马玉媛教授一道开始了我国创伤弹道学的拓荒研究。
1981年，王正国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出现在瑞典第四届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的讲坛上，以流畅的英语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两篇论文，充分介绍了中国在创伤弹道研究上的飞速发展和重大成就。在国际权威人士的一片称赞声中，会议一致决定，1988年的第六届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就在中国的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召开，就让眼前这个名叫王正国的中国人担任会议的秘书长。在1988年的会议上，大会收到的全部论文中，中国代表的论文就占了70%。1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创伤弹道研究一跃跻身于世界三强。
在王正国的眼中，科研是探求未知的崇高事业，它的核心就是一个“新”字。当以王正国为代表的中国创伤弹道研究处于巅峰时，这位灵感永不枯竭的科学家又开始思索另一个领域的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总的形势趋向缓和。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国民经济迅速改变着人民的生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交通事故。我国的机动车由解放初期的6.19万辆猛增到1997年的4209万辆；汽车年增长率高达15%，但公路仅以2%的速度增长，导致交通事故急剧上升。1997年，我国交通事故发生30多万起，死亡7万多人，伤19万多人。交通事故已成为当今社会第一大公害。
作为一名军事医学科学工作者，关注社会公害，造福亿万人民，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王正国和他的博士生们很快研制出了系列生物撞击机，建起了国内第一家大型交通伤实验室，进行了大量的动物模型、量效关系、致伤机理等方面的研究。他们在研究损伤的特点、致伤原因的同时，建起了国际上唯一拥有生物力学、撞击伤、流行病学、交通心理学、交通防护与诊疗的综合性交通医学研究所，先后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交通医学》和《交通伤救治手册》。中国的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1999年5月，第16届国际交通医学会议在重庆召开。王正国至今难忘的是外国同行们羡慕并带有疑问的眼光：是什么力量能让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登上科学的高峰？王正国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人和中国军人的自豪。
刻苦探索，永不停步，是王正国最引人注目的性格。在三次跨越军事医学高峰后，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正国在美国的一本创伤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人在耐受力的差异”的文章，是一个南斯拉夫学者写的。后来，王正国赴南斯拉夫讲学时，专门请来这个学者，询问他下一步的做法。这个学者坦言难度很大，此后也再未见到有关的文章。王正国却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深入研究的领域：把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及技术引入创伤救治。于是，王正国又开始了我国“分子创伤学”的研究。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分子创伤研究室”。2000年，第三军医大学顺利通过了“973” 国家重点基础发展规划项目，这个项目就是从分子创伤学的角度对严重创伤早期全身性损害和组织修复所进行的基础研究。王正国被国家科技部聘为首席科学家，成为这个规划中第一位军队的首席科学家。
他对祖国的热爱，对事业的执著，赢得国外同行对中国的尊重和对他的敬佩
机会，对一个人来说往往稍纵即逝，然而它却总是钟情于为了达到目的而默默准备着的人们。在大学读书期间，王正国就悄悄坐进了教师们举办的英语学习班；当许多人为“文革”期间无所事事而扼腕叹息的时候，王正国在来往的公交车上读着的是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正是有了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和超前的眼光，1982年，王正国以川东地区第一名的英语考试成绩，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出国考试，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客座研究。
面对先进的实验条件，王正国夜以继日地工作。常人一天只能看两个小时的电子显微镜，他冒着致残的风险，一天看10多个小时。一年里他的身影几乎都留在了实验室。他的勤奋和才气赢得了美国同行的尊敬和钦佩。伴随着课题研究的重大发展，王正国被破格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会成员。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王正国与48年未见过一面的父亲在美国相遇了。在王正国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便离开了王正国母子，后来定居在美国。现在，这个带给他苦涩记忆的人却真实地站在了他的面前。父亲向王正国流露了对往昔岁月的歉疚，并提出要给他们一家办出国定居的手续。王正国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对他说：“哥，你就不要回去了，你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办绿卡很容易，中国太落后了，还有什么留恋的呢？”王正国义正辞严：“弟弟，你这是在羞辱我，也是在羞辱我的祖国。我出来学习就是要回去改变她的面貌！我在中国钱少，但我有事业，有我的学生，这一切，金钱是买不来的。”父亲听后，知道留不下他，就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确实不简单啊！”
王正国曾经数十次应邀去美国、法国、日本、瑞典、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讲学、赴会。不管国外的同行以怎样优厚的待遇恳留，他还是每次都按时回到自己的祖国。一位美国科学家对王正国由衷地说：中国科学家与别国的一些科学家就是不一样。你显得很放松、很自信、很随和，而别国的一些科学家没骨气，他们斤斤计较，两眼盯住美元。人盯住了钱，还会有自信吗？
王正国对祖国的热爱，对事业的执著，赢得了世界同行的称道。1991年3月，在瑞典举行的第34届国际外科会议上，他作了一次战争创伤防治方面的学术报告，赢得与会者的一致赞扬。他刚刚走下讲台，大家便纷纷上前与之拥抱表示祝贺，争着和王正国合影。瑞典国家军事医学研究所请他去参观时，特意在研究所挂起了中国国旗，宴请他时也在餐桌上摆上了五星红旗。1995年，在第14届国际交通医学会议上，王正国代表中国申办第16届会议。但土耳其国籍的学会主席却突然提出要在安卡拉举行。王正国没有放弃，他风度翩翩，不卑不亢，游说于代表中，终于打动了理事会，同意将第16届会议安排在中国重庆举行。
王庆国每每说到此事便心情激动。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祖国的荣誉，就是祖国的科技发展。
他高度重视培育人才，致力于把有成就的年轻人推上前台
1988年，王正国主动从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并劝说爱人朱佩芳教授也让出了主任一职，把有成就的年轻人推到一线去。近几年来，王正国将自己平时的积蓄和所获得的奖金共80多万元捐献出来，作为青年学者的科研资金。在王正国看来，要保持课题的领先地位，就必须要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这是科学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归来后，王正国就开始了他的科研、教学并进历程。到现在，他已培养出了数十名硕士、博士、博士后。
王正国不仅在学术思想、技术方法等方面严格要求学生，而且在治学态度、科技道德、人品人格等方面言传身教。他常对学生说：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知识和科学的探求精神，如果不具备这些，那就是真正的“无产者”；要想做学问，就要甘于清贫，不怕寂寞，乐于奉献。他时常鼓励学生要有雄心，敢于超过老师。在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王正国总是以鼓励为主，他常对朱佩芳说：“如果年轻人跟我们发生争执，可能他们对的时候多些，要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
王正国没有门户之见，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学生，评职称、出国都一视同仁；有的学生在国外因学业未完需要延期，他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帮助他们办理手续；每次出访、讲学，王正国总是想方设法去看望那些分散在各地的留学生，从政治上、生活上帮助他们，叮咛他们不要忘记党的培养，不要忘记祖国的厚望。
王正国培养出的学生中，有30人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4人担任科室主任或副主任职务，成为学科带头人；10人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成果；17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他们已成为我军野战外科研究的一支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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